十九世纪初期，经济学家李嘉图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会使薪资下降到只够维持基本开销的地步。同时，劳工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业者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劳工的薪资不会上扬。这就是所谓的“报酬递减法则”及“工资铁律”。
就是这两个理论让历史学家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卡莱尔不会想到，进入20世纪年代以来，他心目中的这门“忧郁的科学”竟会象水银泄地一样四处扩张，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甚或是其他学科都面临着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以至于曼顿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化”的概念。
此后，1992年和1993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与诺斯又将经济学的“帝国领地”扩大到了社会学和文化制度与历史政治制度等研究范畴中，“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为愤怒。”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罗伯特·J·巴罗也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在他的评论集《不再神圣的经济学》序言里，巴罗开宗名义地宣布：
“我认为任何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和生育——都受经济推理的支配。此外，甚至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例如，工人仅靠美貌是不够的和民主对经济增长很重要等——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都可以进行分析。这就是本书取名为《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的原因。”
也许在巴罗看来，经济研究领域的这种扩张并不意味着一种“帝国主义”式的霸权，而是意味着经济学从过去居“庙堂之高”到今天处“江湖之远”的一种民间化进程。而巴罗自己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和《华尔街日报》长期撰稿人的双重身份也确实让他有资格做出这一评价。
在谈到自己的经济学立场时，巴罗坦承：“我的观点更接近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推祟的、特别是他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所写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同时他引述弗里德曼的说法道：
“他曾说过：‘长期以来我都学得试图向国会论证某项政策有效是在浪费时间……花相同的时间写篇文章发表……或发表演说，在影响政策方面都要比向国会论证更为有效。’（发表文章是有效利用时间的看法令我很兴奋，因为我是《商业周刊》的长期撰稿人。）”
根据巴罗的这一说法，也许我们可以将他归入“媒体经济学家”而非“政策经济学家”，尽管这一划分过于粗疏，但巴罗仍然毫不含糊地坚持认为，“（经济学家）是通过科研和发表文章两个途径来影响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而不是通过为政策出谋划策或直接与公众进行交流来施加影响。”为此他多次引用凯恩斯关于经济学家具有微妙影响的那段名言（摘自凯恩斯的《通论》）：
“经济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实际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想象……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并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通常他们受一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支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听着同时代的人提出各种意见，却在某些已故的拙劣学者的思想指导下制定政策。”
作为一个例证，巴罗列举了罗伯特·卢卡斯“使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发生永久性改变”的理性预期理论对现实政策的影响。巴罗指出：
“以前的理论认为，通货膨涨和失业之间的永久均衡意味着货币当局在经济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修改过的理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与以往的理论极不相同，因为货币政策只在人们没有预期到它的影响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经济收缩时多发货币、在经济扩张时少发货币的政策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人们对于政策的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政策失效。
“……因此，卢卡斯理论的重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央银行应该放弃调控经济周期的思想，中央银行应该致力于实现维持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目标。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它主要的中央银行纷纷以维持低通货膨胀率为政策目标，这种政策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而言，巴罗的这一观点无疑也极具现实意义。
假如说经济理论对于宏观政策的影响还显得离我们的生活过去遥远的话，那么他“关于美貌的经济学”分析应当能够引起更多普通读者的兴趣。
巴罗的分析是从他自己坐飞机的亲身感受开始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空中小姐变成了空中服务员，她们不太可能象以前那样有魅力，而且有的时候空中服务员竟然是男性。
“许多人认为这些变化是进步的表现……我认为这并非是一件好事。估算因工人提供的服务所增加的顾客满足程度（和因此增加的支付意愿）和同事的幸福程度是衡量生产率的惟一有效方法（公司可以支付更少的工资给感觉更幸福的工人）。工人的相貌——在某种程度上，顾客和同事们比较重视相貌特征——与智力、灵巧性、工作经验和人格一样，是衡量工人是否合格的合理依据。”
换句话说，漂亮的空中小姐是让顾客和同事都感到满意的安排——其实这话谁都会说，但要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和“振振有辞”，恐怕还非得巴罗这样的“经济学大腕”不可。
因为经济学家有数据，“大量研究表明漂亮的人生活得更好。丹尼尔·哈默迈什（Daniel Hamermesh）和他的同事们根据被调查者对自己相貌的看法或研究者看照片后发表的意见，搜集关于相貌的主观数据……主要结果表明漂亮的人和难看的人之间存在工资差异。其中，女性中这一工资差异为9%，男性中这一工资差异为14%……”
而且人家还有分析，“大多数人（和法律）接受了影视明星和模特等一些职业根据相貌决定雇佣与否和工资水平的方式。显而易见，如果政府下令在所有的电视广告中由我来代替辛迪·克劳馥的话，国民产值将有巨大损失。但是，影视明星和模特等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只是对相貌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市场就会对美貌做出最优配置，而且最优配置取决于顾客和同事们对不同职业中相貌的重视程度。”
针对政府出台的禁止“相貌歧视”的就业政策，这位专栏作家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番“经济学家的刻薄”：
“所有这些实证研究都认为外表美丽和市场运行结果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歧视，这种歧视是不应该存在的，需要政府实施政策消除它。……问题在于，对于妇女来说，有史以来婚姻市场的歧视比工作市场的歧视重要得多。也许这些研究者应该建议将婚姻市场纳入《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范围之中。毕竟，还有什么比越漂亮的人就能够得到越好的配偶更不公平的呢？……因此，需要提出更多的理由要求扩大《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范围，将丑陋也视作一种受社会保护的伤残。而或许，政府不干预美貌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当然，作为一位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J·巴罗研究的领域还有很多，但是看到这里，我已经笑到看不下去了，只好匆匆抄一段书评结尾。
“罗伯特·巴罗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一切问题的方式，深刻影响了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正是他的文章使《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等刊物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罗伯特·巴罗经济学评论集》
（美）罗伯特·J·巴罗 著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