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人，到互联网哲学家
文/《服饰文化》杂志记者 胡悦薏
问：曹先生，你是网络名博，看你的资料说你是作家、旅游策划专家、互联网哲学家，起哄理论创始人，你在网下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答：说起来是有点复杂，我爱旅行，爱陌生、边缘的地方，一向不安分，“不安分”是个中性词，代表一定程度的感性和一定程度的激情。我曾经有过10年自由撰稿人的生涯，写作是我最大的嗜好。1990年代时是所谓的“愤青”、“文青”、“边缘人”，写过很激进、颓废的诗歌、小说，比如有代表性的长诗《操》、大型魔幻史诗《清明河东图：古皮氏城纪事》等都是，自传体小说《不到黄河》写了30多万字，但不太满意，后来一把火就给烧了，基本上都还是个纯粹的“文青”。一直到2000年，开始偏重学术研究。《赢在互联网》（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月出版）从写作到出版，中间大约经历了１０年光景。
问：你那时候就能靠写作生活吗？没有干过别的吗？
答：其实我最初是在政府机关上班，主要给领导写些东西，但那种生活太枯燥，不适合我的性格，我在那里忍受了3个年头就背铺盖卷跑了。我有个同学张会民，跟我一样也闹过，还跑到北京，不过后来好好的，先在财政所上班，后来到地税局上班。而我先在乡下闭门造车读了3年书，我以前爱买书，家里的书特别多，因为是父母的老生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家里条件也不错，所以比较放纵。
那是1987年，其实我跑回家后也后悔过，当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担忧，于是写下一些很忧郁的小诗，后来寄到北京后《北京文学》就给发了，20多行诗给了我20多元的稿费。20多元能过1年吗？除了以前上班有些积蓄，所以主要还是哥哥姐姐赞助。不过，我有时也偶尔干点农活，我父亲在村里租了一些地，种蔬菜、棉花、小麦、玉米等，我父亲是种田能手，是那种把种田当艺术的人，他种地比别人吃饭穿衣还要讲究。
那样的日子过了3年，其间我被家里强迫在山西铝厂上过几个月的班。后来朋友做生意，因为我有政府机关背景，所以他们经常拉我去帮忙，现在他们都是身价上千万的了，我现在还是个普通文人。在乡下写的诗后来出过1本集子《悲剧舞台》，其中一组诗《核武器与癌》获过全国哲理诗大赛一等奖，是早期的代表作。那组诗的句子很美、很有哲学意味，比如“夏天的深夜/醒着的人/与睡着的人/一段距离是蟋蟀”。
问：你刚才提到你爱旅行，与你后来的职业有关系吗？我看你的简介，你现在的实际职业是《环球游报》品牌主编。
答：你猜对了，其实改变我命运的就是旅行。我还在政府上班的时候，就借机旅行过两次，两次几乎就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坐火车跃过龙门的鲤鱼》就是写那两次旅行对我一生的影响。包括后来我也没有什么钱，也还是去很多地方旅行过，上瘾。我是司马迁的老乡，他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在乡下隐居了3年后，我就背着一卷诗稿跑北京闯荡了，因为当时在北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才当了所谓的自由撰稿人，什么东西都写，当过枪手，那时我一个晚上可以写1万字的报告文学，当然都不署我的名，只拿钱。
后来，我在旧鼓楼大街一个地下室旅馆安顿下来，那旅馆老板是个文学爱好者，她免费给我一小间地下室住，我帮她处理一些对外事务，什么填表报税、打扫房间、给客人登记身份等等什么都帮她干过，那旅馆什么人都住过，导演、演员、作家、诗人、小姐、小商贩等等。因为我在那里，当年也接待过上千的文学青年，文学青年我都是给他们收半费，所以很多刚到北京的文学青年都到那里找过我，现在很多人都成了腕，比如搞话剧的袁鸿，央视的策划人朵生春，著名诗人李青松、黄以明、艾若等等。
1998年我到人民大学进修哲学，开始研究起哄理论，被生活压力所迫1999年的时候开始自己弄个策划公司，当然北京也更加开放。到2001年的时候我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做策划，日子开始稳定了，2002年的时候参与了《旅游中国》的创刊，任总策划、副总编，策划了不少旅游活动、给一些旅游景点做包装策划，慢慢在旅游业界就有点名气。2005年《环球游报》创刊，我就被挖到那里担任总策划，后来不叫总策划改叫品牌主编，其实干的都是一样事情，一方面给报纸自己做品牌，一方面就是给一些旅游城市作品牌包装。这些都与我当初爱旅行分不开。
问：一般做策划的人都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阅历，看来你是具备了一个策划人的基本素质。那你后来怎么又与互联网哲学联系起来的呢？
答：是，我在政府、企业、媒体等等机构都待过，而且有10多年的专业创作、学术研究背景，加上传媒人的身份，我策划的东西一般都有新意而且都比较切合实际，很快在旅游业界就浪得虚名。
与互联网哲学联系起来其实简单。我这个人一向关注新生事物，即使在乡下隐居的时候就阅读一些计算机的书，包括电脑我早就开始接触，虽然那时对互联网的了解还仅仅是概念。在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进修，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有狼教授之称的陈志良教授，我后来研究互联网哲学与他有直接关系，他当时给我灌输了不少虚拟哲学的东西。但我当时开始研究起哄理论，还没有与互联网扯上关系，等2001年我到《人民日报》时办公环境好了，我开始能随便上网的时候，才发现互联网正是起哄的最好地方，互联网就是一个起哄的东西，于是很快找到突破口。
互联网文化就是起哄文化，互联网世界就是一个起哄文化掌控的世界。互联网数百万个电脑终端，每一个都用自己的方式随时对以往的权威和权威体系进行起哄，旧哲学、旧逻辑、旧经济、旧文化的缺陷和缺点都原形毕露，很多神化的权威、明星、大腕在网上都被起哄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渐渐发现了互联网虚拟世界的起哄权的成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很重要的标志，起哄哲学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哲学。有关这些观点的论述《赢在互联网》一书有全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