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敬畏的历史还原——评《隔膜与猜忌》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回过头去检视二十世纪文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文学和政治盘根错节互相牵扯的历史，难免不令人心惊胆战。那里面有着太多的难堪，太多的纷扰，太多的涉及人格尊严的悲剧，只有那些敢于直面历史本真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才有可能担负起检视历史的责任，并且将自己在书页内外看到的一切源源本本地诉说出来。
胡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焦点人物，从钩心斗角的左联时期到流徙辗转的抗战时期，再到屈辱压抑的“胡风案”，在中国文坛，仿佛很难找到一个人的经历中浓缩了如此大的时代赋与的信息量了。从“胡风案”发算起，对胡风及其同人的评价、审视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摇摆，时至今日，关于“胡风案”本身过程的叙事已经相当完备，对于从“胡风案”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的传递也基本上做到了水落石出。但是，说到对胡风及其悲剧的检视，其实还有不少类乎盲点的基础工作应当做、可以做、必须做。
吴永平的《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就是这样一本做了一件其实早该有人来做的基础工作的专著。
这本书从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和姚雪垠各自的失落讲起，正本清源，追根问典，将一段几乎被文学史遗忘的公案娓娓道来：抗战中的“主客观主义”之争、延安的“整风”、胡风的“整肃”、姚雪垠整个时序流转中充当“活靶子”并且失意地沦落、终又在“反胡风”运动中有点“兴高采烈”。我生也晚，没有经历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文坛争斗，但是因为专业的原因，竟有十多年的工夫，我的思绪一直在二十世纪文坛的类似事件中游走。所以，这本书里的讲的故事虽然比较陌生，但所涉人物、情境、话语，甚至当事人对于各种突发事件各自的微妙反应，都是见怪不怪，如见旧人，感觉么，借用鲁迅的话，也“只有而已而已”了。举个现成的例子吧。《文艺报》记载，1957年批丁玲、冯雪峰的时候，老舍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愤怒地说：“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这是有前因的，就是长期以来来自解放区的文艺界领导对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的冷漠和压制。这件事和《隔膜与猜忌》中讲到的一些事是多么地像啊！
在表达上，本书借用了一些章回小说的手法，比如章节标题：“姚雪垠三气胡风”、“刘以鬯雪中送炭”、“胡风上书斥‘非党’”、“姚雪垠焚稿断痴情”，在叙述上也是步步设扣、环环相生。这些令本书一扫一般的学术史著的沉闷、枯燥，读来机锋迭见，欲罢不能。但是在有趣的外表下，本书触及的核心命题却是极其严肃。正如作者在《尾声》一节里说的：“最无情的不是人欲，而是历史。”他是抱着对历史本真的满腔热诚来书写这段历史的。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表白：“历史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是什么人，既做了，就得承认；不承认是不行的，历史迟早会记上一笔，是谁的错，便是谁的错。”（第八章）
就是在这样的思维前提下，作者借用史实说话，重点陈述了起源于1920年代的文艺战线上的极左路线、关门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路对于中国文学本身的斫伤。这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正如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事实，不到半个世纪的文学史早已经把握剑在手的双方折腾得体无完肤了。书中关于胡风发动“整肃运动”、路翎写《市侩主义的路线》将姚雪垠定评为“色情作家”，而雪上加霜地，姚雪垠又被不知来自何方的暗箭射中，背了“特务”的恶名的故事，读来实在是步步惊心。然而且慢，后文还有更令人咋舌的节段。1947年9月，阿垅发表七千字的长文《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莫须有地指责姚氏曾经变节投敌，是为“锻炼人罪”。联想起此后不久的胡风、路翎、阿垅又被“锻炼人罪”，此等文字读之着实令人坐立不安，欲哭无泪。鲁迅曾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这难道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宿命吗？
作者：孙洁